采访过卫生部长、省委书记邢思邵：我以中医药

　　邢思邵，1933年生于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1950年在北京市卫生局参加工作，曾任朝阳区卫生局办公室主任，健康报社中医、医药、公卫部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中国中医药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等，高级记者，正局级。著有《大医之路》等。在中国中医药报创刊30周年之际，他深情回忆了自己做一名中医药记者的整峥嵘岁月。

　　我当过健康报中医部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最后是中国中医药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对这些职务我不以为然，最喜欢的职业就是新闻记者，采访别人颇受教诲和熏陶。我以新闻为业，以记者为荣。

　　既然我当了中医药报社社长、总编，就只有从头做起，认真学习。我学习新闻，学习中医，学习政策特别是中医药政策，还要学习哲学、史学和文学。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下的全国中医药专业报纸，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通过学习我了解到，传承是中医药永恒的主题，是中医药发展的动力，我们要在中医药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深入研究，加大对中医药领军人物的培养。

　　我当社长、总编，要先当好记者，当好编辑，要多深入、多写稿、多采访。我采访的人中有卫生部长崔月犁、名老中医董建华、四川省委书记、科学家钱学森和国务委员等。

　　上世纪60年代我就认识崔月犁部长，他担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卫生体育部长、北京市副市长，文革中被关进秦城监狱8年，落实政策后当了卫生部副部长主管中医、教育和计划生育工作，衡阳会议期间崔月犁当了卫生部部长。不久，他写出了《我们要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的文章，发表在1982年7月8日的《人民日报》和《健康报》。他在衡阳会议上要求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我还亲耳听到他在会上批评中医西化的医院是“学梅兰芳的戏，唱朱逢博的调儿”。

　　在卫生部，他和党组同志一道，大力培养中医人才，提高临床疗效，加强中医医院建设，要求县县都建中医医院，开展中医急症治疗，改革中药剂型，发展民族医药，坚持中西医结合并亲自担任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崔月犁逢会必讲中医，有人说他是中医部长，其实他是地道的西医医生。

　　退休后，他到广安门医院的卫生部第六届全国西学中学习班学习中医。我到广安门医院采访时，正是早晨7：50分，他说，我要上课了，你也听一听，休息时我们再谈。这堂课讲的是《内经·素问》中的“评热病论篇”，他坐在第六排，用老花镜不时做笔记。

　　下课后，他说，学习中医理论是自己多年的愿望，退居二线后有了时间，就参加了这个学习班，在长期实践中体会到发扬中医特色，提高中医疗效就必须用中医理论来指导。

　　提高中医学术水平的核心是人才，没有人才，中医是振兴不起来的，盖了很多医院，买了很多设备，没有人才又有什么用呢？

　　关于人才问题，他一直强调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但没有足够的数量也不会有很高的质量，现在的中医数量少，高质量的人更少。

　　中医的古籍浩如烟海，但《内经》等四部经典应是必读之书，他建议组织一批专家，集中所有中医著作的各种版本，去粗取精，求同存异，经过百家争鸣，最后成为一套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中医白话文“教科书”。

　　关于医古文的学习，他说，医古文当然要继承整理和研究，但不必人人都学，只招少部分学生攻读即可，就像中文专业中，只有少数人专攻甲骨文那样。

　　第二是中医带徒，中国京剧、相声、特种工艺都有带徒传统，中医也有。我们卫生、中医药、教育部门应该做出一套结合中国实际的带徒办法来。

　　1981年春节，我作为记者，随时任副总理的陈慕华去看望首都中西医专家，第一次见到了董建华，以后采访他有20多次。

　　董老是名老中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被患者誉为“中医泰斗、苍生大医”。

　　董老出身于中医世家，16岁拜上海名医严二陵为师。他虚心好学，医术精湛，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他治疗中医急症、胃脘疼、溃疡、急慢性胃炎等，均有显著疗效。

　　我问董老，如何提高中医学术水平，他说，应从治疗急症做起，我国历史上的名医都是治疗急症的能手，近年来，种种原因受到影响，给人一种错觉，好像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

　　其实中医在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急性肺炎、急性肾功能衰竭、上消化道出血、心肌梗塞、急性胰腺炎、乙型脑炎、外感高热、烧伤、急腹症等，都有较好的效果。

　　在教学中，董老主张尽早给学生接触看病人的机会，验证时要做到思路清晰，辨证准确，选药精当，同时给学生讲典型病例，提高分析能力，启发学生思路。

　　董老对病人非常体贴关怀，一位精神受了刺激的女青年， 由父母陪同，好不容易挂了董老的号，不想一进诊室，女患者就向董老背后捅了一拳。把他的父母吓坏了，连连道歉，而董老却毫不介意，依旧和蔼地询问病情。

　　董老当了15年全国人大代表，3届人大常委，每当开常委会时若遇门诊日，他都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看病，再去开会，既不耽误开会又不会使病人失望，到了常委会上还能当委员的保健医。

　　董老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每年3月开会时，他都邀请各地的中医界人大代表交流情况，参政议政，如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应立法、中医西医应当并重、中医中药应当统一管理、中医应努力提高学术水平等议案、建议，都是董建华率先提出的。

　　四川省委书记，省顾委主任谭启龙和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卫生部长崔月犁，以及500余人聚集一堂，共商四川振兴中医大计。

　　四川中医占全国的七分之一， 中药材占全国的三分之二，由于轻视排斥中医的思想没有消除，严重妨碍了中医事业的发展。

　　我在省委办公厅会议室采访了，谈话是从“振兴川剧”开始的。说去年四川提出“振兴川剧”口号，提出一些措施，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巴山秀才》《绣襦记》等思想性较强，艺术上有所创新的剧目。这对我们有所启发，能振兴川剧，为什么不能振兴群众喜爱的中医呢？

　　说，党中央对中医药工作很重视，毛主席就有很多重要指示，最近、、彭真等同志对中医工作都有批示，面对现状，我们对振兴中医事业有了紧迫感。我们认为振兴中医就是振兴中华的组成部分。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既要发展现代医药，也要发展中医、传统医药和中西医结合。

　　当然，振兴中医比振兴川剧难度要大得多，但四川中医药有比较好的基础，不仅历史上名医辈出，当代也出现过蒲辅周、李斯炽、王文鼎、杜自明那样的中医大家。十年内乱，中医备受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有一些恢复和发展，但30年来，四川的人口增加了，中医的数量却下降了，这与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不相适应的。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统一各级领导和医药卫生人员的认识，提高贯彻中医政策的自觉性，我们准备从今年起，每年要开一次中医工作会议，组织一次中医政策的落实检查，认真办理，讲求实效。

　　钱老是我国著名科学家，是两弹一星的功勋专家，听说他对中医有兴趣，要采访这个大科学家可不容易。我有个学生时任部队某医院副院长，听说他的政委对钱老有一面之交，便请他“走后门”。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的学生打电话，说明天上午钱老要在海淀区军队某学院开会，让我去碰碰运气。星期一早上不到八点，我就去了某学院，进了礼堂见到了钱学森，也见到了老领导、卫生部吕炳奎老司长，我请吕老向钱老致意我采访他。

　　钱老说，对中医我是外行，但知道中医的确是个伟大宝库，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丰富遗产，虽是宝库，但在科学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总不能说古人研究的东西一点不能动吧。

　　任何科学都要发展，否则就失去了生命力，有人说提倡中医现代化会否定中医的科学性，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现在“四化”之一就有“科学技术现代化”，既然科学技术都要现代化，还要发展、创新，为什么被认为是科学的中医不能提现代化呢?这个认识不统一，就谈不上中医现代化呢？中医如何现代化，钱学森说，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制定全面规划，从建立唯象中医学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认真总结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并同现代科学结合，进行多学科研究，这就是中医现代化的战略，即中医的未来学。

　　关于建立唯象中医学的问题，钱学森说，要科学地描述一件事，第一步只能是唯象的，即把观察到的东西老老实实地总结出规律，至于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律，以后再逐步研究，中医也要走这一步。

　　现在的中医经典有大量总结，但多不是现代语言，学起来很困难，这也是影响中医发展的一个原因，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把中医积累的经验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出来，就是唯象中医学。

　　钱学森说，用唯象中医学教学，学生开始可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随老师看病的时间长了，有了丰富经验之后，会逐步理解，所以还要总结名老中医的经验并存入电脑，唯象中医学建立之后，再建立人体科学，不过现在还不具备条件，只能做些准备工作。

　　钱学森最后说，国内的科研体制有一点毛病，就是太分散，搞了好多摊子，形不成“拳头”。一定要有个总体指挥部。

　　我们搞的中医现代化是下个世纪要实现的一次科学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尖端科学，总体指挥部下面可以分成唯象中医学，气功学、经络学、“证”的研究学等专业组，只要大家分工合作，大力协同，古老的中医药必能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我曾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等地采访过他，那是全国500名老中医拜师大会和国际传统医药大会前夕。

　　说，提高中医药水平的关键是把科技进步、人才培养放在工作首位，没有学术水平的提高和行业进步就谈不上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没有大批名医，振兴中医就是一句空话，中医药学术发展要坚持“双百”方针，各种学术观点、流派的存在是中医学术繁荣的标志，中医药应自强奋斗， 团结协作，大胆探索，摒弃门户之见才能细流汇海。

　　1991年10月18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国际传统医药大会，总书记为大会题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国务委员代表中国政府致开幕词，他说，“我国宪法第21条，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是中国政府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法律依据”；“中西医并重是中国政府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继承发展中医药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原载1991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我年轻时没有学过中医，但后30年来，我在学习中医，参与中医药管理工作和采访中医药中，牢记了三个要素，第一，保持发扬中医特色精神；第二，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第三，贯彻继承发展中医药政策。